用法律制服新冠肺炎疫情

作者：约翰·查克斯·阿祖

2020年1月23日，在中国爆发新冠肺炎疫情时，当利亚姆·金西和李心如（音译）被关在家里时，他们提到对封锁的持续时间深表担忧。

但研究表明，中国的14亿公民中的大多数人相信当局有能力通过各种措施来应对这种情况。这些措施的一部分是法律，这对尼日利亚和其他非洲国家来说是一个重要的经验。

“在封锁开始时，人们非常担心，担心如何获得大米、鸡蛋、洗漱用品和口罩等物资。”中国广东省深圳市居民利亚姆（24岁）说。

来自北京的李心如（45岁）回忆说，当他们得知全国范围内的封锁时，居民普遍感到恐慌。

她说：“我们害怕重新经历2003年的非典。各种用品都卖光了，当你不得不每两天去超市时，（她回忆道）你必须全身做好防护。”

当大多数城市的（感染人数增长）曲线趋于平坦时，严格的紧急措施最终见到了成效，这让两位市民都受到了鼓舞。特别是当湖北省武汉市的封锁于4月8日解除时。

在此之前，随着每日（新增数量的）增加，数字每月翻一番。例如，1月3日，大约有44例的病例；到2月（累计病例）涨到3,20,438例；3月达到3,27,433例；4月3日达到81,620例；5月 3日达到82,880例；到6月1日，有 83,017例。这意味着，与2月、3月和4月的较高增幅相比，5月和6月的新增感染人数分别大幅下降至1,260例和137例。

截至2020年5月31日，病毒传播得到控制，大陆累计报告确诊病例约83,017例，治愈出院病例78,307例。根据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于2020年6月发布的题为“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国行动”的文件，已有4,634人死亡，治愈率为 94.3%，死亡率为 5.6%。7月份全国部分地区出现的增长新高潮得到快速的处理。

防疫法律的实施

作为中国应对措施的核心之一，法律体系为社会距离设置、在公共场所戴口罩、检疫、强制检测、监控系统和支持人工智能的症状检测设备等规则的制定提供了保障。

据北京清华大学王晨光教授介绍，依据的一些法律文件包括2013年颁布的《传染病防治法》、《突发事件应对法》（2007年）、《国境卫生检疫法》（1988年）、《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1986年）等行政法规和规章。

王晨光还提到了其他规则，例如禁止非法野生动物交易和食用野生动物，这些禁令是2 月24日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NPC）提出的。

这些法律旨在确保在疫情影响下人们的健康，并减轻紧急状况的影响。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这些法律得到严格执行。

因此，有一些报道据称侵犯了公民和外国人的基本权利。4月，广东省的一些非洲人指责中国侵犯人权。同时，有居民称，严厉的管控措施造成了强行的扣押和一些损失，这导致了对中国当局的一些在法律和外交上的抵制。

类似地，在中国执行新冠肺炎疫情的防范规则时，尼日利亚警察部队 (NPF) 和其他安全机构被指控侵犯了公民的人权并导致多人死亡。

尼尔利亚国家人权委员会（NHRC）执行秘书欧内斯特·奥朱库在3月和5月发布的声明中对这一事态地发展表示遗憾。

尼日利亚的防疫规则主要参考于1962年颁布的《检疫法》，该法授权总统制定法规以防止传染病的传播。国会两院于4月审议了一项修正该法案的法案，但在公众对一些“令人讨厌”的部分表示出愤怒后被搁置。

在新冠肺炎疫情的持续升温中，联合国于4月13日对在新冠肺炎疫情等紧急情况下个人权利和新闻自由的缩减表示担忧，将尼日利亚和中国列为发生侵权行为的国家。欧洲记者联合会、世界卫生组织和世界正义项目等其他组织也对此表示赞同。因此，许多国家不得不在公共利益和私人权利之间做出重大权衡，以及在强制或自愿的方法之间做出选择。

“为解决这一困境，中国在紧急情况下，即使不惜牺牲当前的经济发展和个人权利，仍坚持《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所规定的将人民的生命和健康放在首位的基本原则。”王晨光说。

“毫无疑问，限制个人权利总是痛苦的。因此，它们应该是合法的、相称的和临时的。并不是所有的措施都应该是强制性的。”

“在当前的紧急情况下，采取三种执法方式：（1）警方对封锁应急物资等犯罪行为进行严格执法；（2）保安人员执行体温测量和居住/工作证等检查工作；（3）自愿执行政府的建议，例如网上购物、保持个人卫生和健康生活方式，”他补充说。

对法制的信心

尽管强有力的法律框架被批评过于“严厉”，但利亚姆和李心如以及其他84名接受本报调查的居民支持这些措施，认为这些措施对于有效遏制新冠肺炎疫情有益处。

84名受访者被问及有关人权保护、新冠肺炎疫情的限制措施和对司法系统信心的问题时，64位受访者，即占总采访人数的76% 的受访者对中国的人权遵守情况给予高度评价。 83名受访者（约占受访者的99%）认为，必须使用法律进行限制以遏制新冠肺炎病毒的蔓延。此外，83名受访者（约占受访者的98.8%）表示对中国政府的执法和司法当局有信心。

与西方国家以及尼日利亚更为自由或个人主义的法律体系相比，中国法律体系的基本哲学是集体主义的，这一事实可以解释为什么中国这个第一个进入封锁也是第一个宣布封锁的国家可以使病毒得到控制。

法律/司法系统如何运作

中国法律制度和法治体系的基本工作是什么样的，才能获得利亚姆和李心如这些公民如此高度的信心？

中国的宪法第2条第1款强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此外，第二章第三十三至四十九条赋予公民基本权利和义务，如公民身份、平等权利、选举权和平等权利、宗教信仰自由、人身自由、个人尊严、言论自由等。

这些权利在良好的案件管理的帮助下转化为高效的司法裁决。宪法规定检查法院不必要的流程阻塞。与尼日利亚不同的是，除非经人民检察院或作为检察部（尼日利亚的DPP）的人民法院批准，否则不能进行逮捕和刑事起诉。

此外，民事诉讼是以在人民法院通过以书面或口头形式提出起诉书开始的。诉状自立案之日起五日内送达被告人，被告人应当自收到诉状之日起十五日内提出答辩状。

王益方（音译）、莎拉·比杜夫和安德鲁·戈德温在他们所著的《中国司法制度和法院等级概论（2017）》一书中解释说，当诉讼最终开始时，法院采用由三名奇数的法官组成的合议制，“通常由两名法官和一名人民陪审员组成。”中国的设置不仅减少了决策的误差幅度，而且加快了审判速度，提高了整体司法行政效率。

这与尼日利亚形成鲜明对比，在尼日利亚，独任法官坐在下级法院，而三人和七人小组分别坐在上诉法院和最高法院。

此外，人民法院院长可以向其下达判决的审判委员会，在宪法上有权根据事实或适用法律对此类案件进行重审或复审，从而减少上诉数量。

《法治蓝皮书（2018年）》的主编李林表示，虽然在尼日利亚的上诉直接进入上诉法院，但中国的“民主集中制”使审判委员会的决定对最初审理此案的审判长具有约束力。

事实上，如果任何一方对审判和审查过程不满意，案件仍然可以在层次结构中向上呈递。因此，中国的法律制度有初级、中级、高级和最高人民法院四级制度，北京是全国最高的法院的所在地。

然而，最高法院得到六个同等权力的巡回法院的协助，包括深圳第一巡回法庭、沈阳第二巡回法庭、南京第三巡回法庭、郑州第四巡回法庭、重庆第五巡回法庭、西安第六巡回法庭。

这种等级制度与尼日利亚截然不同，尼日利亚根据《1999年尼日利亚联邦共和国宪法》（经修订）在阿布贾设有一个最高法院。其他级别是上诉法院、联邦高等法院、联邦首都直辖区高等法院和其他36个州、伊斯兰教法上诉法院、联邦首都直辖区习惯上诉法院和地方法院。

这是对国家制度的信心

中国驻尼日利亚大使馆发言人孙赛松表示，多项研究表明，中国人民对该防疫制度感到满意，这有助于控制疫情。

“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中国公民对政府的信任度已上升95%，公民对一项调查的回应使中国在所涵盖的11个国家中名列前茅。”孙说，并引用了总部位于美国的调查公司爱德曼智能于4月15日至23日内调查的数据。

此外，阿布贾中国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查尔斯·奥努奈朱解释说，虽然法律具有基于普遍原则的普遍适用性，但每个社会都必须调整那些满足其特定发展需求的法律，并指出这是尼日利亚和非洲国家必须学习的东西。

“除非你对在你自己的具体情况下发挥作用的力量做出正确的解释，否则你不可能做到正确。”他说。

或许，正是这样的法律适应了社会的特殊需求，让利亚姆、李和其他公民在封锁近三个月后重新看到了阳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