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廉·阿普曼·威廉姆斯(William Appleman Williams)在他的著作《美国外交的悲剧》(1959)中分析了美国的帝国主义并认为，尽管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无疑是地球上最富有的国家，但试图扩张到太平洋以外的地区，以建立一个以统治世界为目标的对外贸易帝国的雄心下，对防御性的苏联都无法“容忍”。威廉姆斯指出，当时的那个选择对美国来说是道德灾难性的选择，因为该政策与美国提倡将新世界与旧世界分开的“平等社会”的传统和价值观不符。

21世纪初，特别是在特朗普当选之后，美国似乎再次无法容忍任何集团组织，包括自行创立的组织或机构，如国际组织（世贸组织、联合国等）或集体安全机构（北约），当然还有像中国这样快速增长的大国。今天的美国，不再具备20世纪50年代的相对实力，同时祭起“美国优先”所表达的民族孤立主义大旗，似乎有意识地放弃了自己的全球角色和自诩代表全人类的“神圣使命”。

正如罗素·米德所描述的，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的外交政策不断成为所谓民主构成的产物：汉密尔顿主义对美国海外企业商业优势的追求，威尔逊主义将自由价值观扩展到全球的责任，杰斐逊对于保护民主美德免受外国诱惑的担忧，以及杰克逊勇于面对国家荣誉或安全的任何挑战。事实上，在四种“遗产”中，只有两种在美国外交政策中保有持久引力（汉密尔顿主义和威尔逊主义）。

另一方面，真正的现实主义者基辛格认为，现实主义者罗斯福和理想主义者威尔逊一直在定义美国外交政策的核心。美国的外交政策试图将两者结合起来，但威尔逊主义始终占主导地位，推动实现美国的现实目标。正如康迪利斯指出的，理想主义允许人们提出最高权力主张，同时谴责任何对权力的追求和暴力。此外，基辛格在《外交》一书中说，我们必须让“世界成为民主的安身之地”，这一逻辑转化为“集体安全”的概念，进而成为“国家安全”的外在防护。

理想主义观念在美西战争后获得了形而上的特征，美国被“注定”要承担“神圣使命”，并代表人类行事。几乎所有美国总统都坚持威尔逊的理想主义观念。奥巴马在就职演说中（2009年1月）说：“上帝继续邀请美国承担使命：以上帝的恩典，将自由的伟大礼物带给世人。这是我们信心的源泉：上帝邀请我们主宰（全人类的）命运。”

由美国国家安全战略（2017年版）主导的当今美国外交政策似乎与传统美国外交中的任何威尔逊主义的概念截然不同，重新引入了国家安全委员会第68号文件的基本原则（冷战期间雷同），追求地缘政治而不是政治利益（就像今天一样，当它们之间存在差距时）。当今的美国似乎已经放弃了历史上塑造美国外交的任何理想主义元素，而正是这些元素赋予美国代表人类采取行动的最高道德合法性。正如孔迪利斯(1992)所说，“只有道德合法化的权力才能维持权力，只有道德合法化的权力才能行使权力。”美国已经失去了合法性。

从杜鲁门时代到基辛格时代，美国以其担负人类“神圣使命”的名义，遏制任何不愿为适应既有世界秩序做出改变的力量，并将其嵌入外交政策中。在孔迪利斯看来，遏制是冷战的产物，是善恶之间的较量。冷战期间，威尔逊主义概念盛行，理想主义价值观在世界范围内重新被提起，美国所提倡的“竞争”是关于自由和民主的，而不是像汉密尔顿主义概念所倡导的，追求经济利益，并声称资本主义优于社会主义。

今天，国际体系处于一个过渡中的不稳定多极体系中，老牌强国——美国主要反对快速崛起的强国——中国。现在看来似乎很清楚，美国已经再次启动了对华遏制的“工具”，首先通过“贸易战”和技术封锁在经济方面遏制，主要是通过技术脱钩，迟滞中国人工智能（AI）的发展，或以安全问题为由“禁止”其他国家获得中国公司的5G网络技术。

美国对中国人工智能发展的担忧是强烈的，某种程度上是可以理解的，根据普华永道的宏观经济分析（布鲁金斯等知名智库引用），到2030年，人工智能技术将使全球GDP增加15.7万亿美元（14%），而其中中国占26.1%，北美（美国、加拿大）占14.5%，这意味着在经济方面将改变大国之间的权力平衡，并带来极大的地缘政治影响。另一方面，就5G网络技术而言，人们普遍认为，中国企业拥有世界上速度最快、集成度最高的5G网络，最具竞争力，美国则别无选择。

美国重返民族主义孤立主义引发了外交政策中的出格行为，并可能在不久的将来成为许多国家不可靠的伙伴。很明显，即便有违国际法，美国现在几乎完全是在宣扬其地缘政治利益，经常忽视传统盟友的公平权利，仅与拥有更大权力的政府保持良好关系。典型的例子有美国“抛弃”传统盟友叙利亚库尔德人、北约地位下降等。此外，美国的行为经常在世界许多地方（希腊-土耳其）造成人为的不稳定，助长处于高风险中的国家，“逃离”并通过“交换”以向美国寻求“安全”。

在此背景下，一种与过去不同的遏制正在实施之中。冷战时期，就像过去常说的，美国是为了人类利益而“行动”，所以各国愿意聚集在美国周围，但现在，遏制几乎完全是为了美国保有至高无上地位的一己私利，主要目的是遏制可能改变此现状的任何其他国家。为了实现这一目标，特朗普几乎把美国外交中所有理想主义元素都替换为杰克逊主义的“为国家荣誉或安全而勇敢面对每一次挑战”的概念，即美国总统经常提到的“美国第一”。所以，美国今天遏制中国几乎完全是为了保护美国的利益，“竞争”不再具有普遍价值，更不具备理想主义性质，这就是为什么各国实际上不愿意参与这种权力竞争，而那些这样做的国家更多是“被迫”跟随美国的。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中指出，人们开始意识到金融领域中发生的意识形态冲突。冷战时期，美国设定了意识形态威胁，但今天，意识形态威胁其实并不存在，因为中国对世界不构成任何意识形态威胁。

与此同时，美国社会大部分人并不认可当前美国外交政策的优先事项。一个有趣的例子是斯蒂芬·哈德利（小布什政府的安全顾问）在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举办的题为“美国打造针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战略”（2019年4月）活动中所公开表达的观点，他说，美国不应该“支配”各国在5G领域的行为，美国政府要做的就是为全人类提供更好的替代方案，让人们愿意选择美国的提议。

今天，美国失去了外交政策的一条臂膀，即可以使其所有权力合法化的臂膀。“美国外交的悲剧”是指美国未能像基辛格在《世界秩序》一书中指出的那样，维持其长期“目标”。基辛格说，历史不会怜悯那些无视自身承诺或体量而追求一条看似更容易的道路的国家。作为现代世界追求人类自由的主要表达者，基于人道主义价值发展正当化的必要地缘政治因素，美国必须保持使命感。但世界秩序不会仅凭一个国家的努力就得到实现。为了形成真正的全球秩序，参与者必须在不丧失自身价值观的前提下，兼容全球性、结构性和管辖性的二元文化，形成超越任何特定地区或国家的自身主张和理想的秩序感。美国和中国是全球体系的支柱，应该为了全人类的利益而寻找彼此之间的微妙平衡。